港龙中国地产（06968）发布公告，公司及其附属公司（集团）原油配资手续费，连同其合营公司和联营公司由2024年1月至6月共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人民币27.08亿元，同比减少60.18%。

中国软件国际（00354）发布公告，于2024年7月9日斥资4130.15万港元回购股份1000万股，每股回购价格为3.97-4.2港元。

　　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一份举世瞩目的改革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细读全会公报，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有一句话格外醒目：“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报中紧紧围绕总目标而展开的“七个聚焦”，也将“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放在首位，时间表和路线图都十分清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到如今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难看出，建立、完善、“高水平”，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系统完备和成熟定型。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点在“高水平”。何谓“高水平”？怎样才能实现“高水平”？《时政眼》从四个方面为你梳理解读。

　　01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核心在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同时，政府应通过法制化手段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市场有序运行。

　　作为一个发展转型国家，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些领域的市场主体本身及保护制度还发育不全，需要鼓励培育企业探索创新。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薛澜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前的想法是引入竞争机制，引入多元市场主体，尽可能把市场机制用好用活，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基本是以此为重点。但近十年来发现，要想真正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仅靠竞争机制和多元主体显然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系列配套的制度支撑，如明晰并保护产权的法律法规等。这就需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即使构建了合理的市场，保证市场公平竞争，也不一定就能够保证所有社会资源都能够得到合理配置。现实中有各种类型的市场失灵，比如公共产品无法有效提供、发生环境污染等负面外部性问题给社会带来损失、信息不对称、自然垄断等都会使得市场配置资源无法优化。因此，需要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手段去解决这些市场失灵。

　　过去几年，人们一直在谈论“有为政府”，但并没有说清政府要在哪些领域“有为”，哪些领域不“有为”。本次全会对此解释得很清晰：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全会强调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对市场有效和市场失灵、市场活力和市场秩序进行科学揭示和辩证认识，有助于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加快推动我国市场机制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和道路前进。

　　02

　　充分激发各类所有制企业的活力

　　“高水平”还体现在充分激发各类所有制企业的活力，确保国有和民营经济公平竞争，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力量载体。全会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这里明确了两点：一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当下的发展情况仍有差别，公有制经济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也有很大的潜力，所以要继续巩固，做大做优，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环境还需要更好地营造，非公有制经济还需要进一步鼓励、支持与引导。二是强调了非歧视原则，提出各种所有制经济要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对山东而言，要聚力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清理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隐性壁垒和准入门槛，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培育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山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孙爱军说。

　　03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高水平”还体现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全会提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首先，公报提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这亮明了态度：我们还会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不会关闭国门。其次，就是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开放？

　　其实，中国的开放有一个渐进过程，在早期，开放是以特殊优惠政策的驱动为主，这是政策型开放，而非制度型开放。当下，我们更需要后者。

　　这是为何？举外资来说，人们期待国家出台强有力的政策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但这不单纯是一个宏观政策问题，即使有了政策，一些外资企业可能仍会在现实中感到被区别对待，缺乏安全感，这是政策执行出了问题，核心原因是缺乏开放的制度性保障。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认为，对外开放不仅仅是一个“开门”的问题，而是从体制机制管理标准上主动对接国际通行经贸规制以及高标准规则，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不断培育和巩固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为更好参与和引领新贸易规则制定奠定制度基础。

　　制度型开放是什么样子？青岛自贸片区的例子可以一窥究竟。获批近五年的时间，对标RCEP、CPTPP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青岛自贸片区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创建“区关港”“区税银”等联动创新机制，建立“市级统筹、上下协同、多方参与”的全链条制度创新工作体系，探索形成了300余项具有青岛特色的创新举措。这些集聚起一大批带动性、引领性产业项目，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4

　　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健全有效

　　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健全有效，同样是“高水平”的重要体现。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陈彦斌指出，针对市场引起的宏观经济总量失衡，例如经济过热或需求收缩、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必须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通过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和加强相关政策实施的体制机制。

　　这里提到了一个很关键且过去几年人们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政府要对市场进行调控时，没有在宏观层面充分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就有可能互相冲突。针对这一现状，本次全会特别强调应在国家宏观战略层面进行更加系统化的整体规划，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以保证政策取向的一致性，把政策协调落到实处。

　　着眼当前经济形势，更能理解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必要性。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避免“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提升宏观调控水平，既有助于精准传递政策信息，稳定和改善社会预期，又有助于各类政策举措落地显效，形成政策合力，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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